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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生角度看余华的《活着》

互联网 2021-04-20 03:30:31

        摘要:本文主要从人生角度来分析余华的小说《活着》,从而发现余华苦难叙事中对小人物生存之不易的同情,但是余华反映的人生观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这是一种只求生存,不求更高追求的人生观,人不是只为活着而活着,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在扬弃中阅读这部作品。

    关键词:活着;余华;启蒙;保守

 

       余华的《活着》从1990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以来,好评如潮,小说发行了单行本之后更是成了九十年代一部经久不衰的力作。他的作品摆脱了早期先锋小说那种图解西方现代哲学的暴力、荒谬主题,小说在形式与内容之间更加完美地结合。经过将近十年的摸索,先锋作家在九十年代纷纷转向人间,转向似乎有点过时的现实主义。这不是一个偶然。我们希望从《活着》这个小说文本来发现这部小说的超越性与局限性。

一、动荡时代下的苦难人生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曾经是地主家的少爷,由于赌钱输光了家产,气死了父亲。他成了一个贫农,从此以后他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离他而去。有病死的,如他的母亲,他的妻子;有因为人祸而死的,如他的儿子有庆,被抽过量的血而死。还有他的女儿凤霞,表面上是产后大出血而死,实际上也是因为文革期间批判学术权威,不学无术的红卫兵上手术台导致的人祸。当然也有天灾,如女婿二喜被石板砸死,外孙苦根因为吃黑豆撑死。一个个亲人死亡的故事给整个小说笼罩上了一种悲剧感,这也是小说打动我们的原因。悲剧的价值用震撼来给我们一种恐惧与颤栗,同时也不尽让我们为主人公产生同情。

纵观《活着》中的苦难叙事(死亡叙事),我们会发现产生这种苦难的原因有福贵个人的原因,他年少时执迷不悟于赌博,以及他作为一个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导致的愚昧。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时代造就的苦难,国共两党大战引发的生灵涂炭映衬下,主人公的九死一生勉强活命,母亲因为福贵抓药时被国民党抓丁,病痛而死,女儿发高烧诊治不及时而成了哑巴。大炼钢铁背景下老百姓缺衣少食,营养不良,个别领导干部的生活奢侈,有庆的死折射的就是官民之间的对立。文革中天天革命下小人物也遭殃及的悲剧不幸上演在凤霞身上。饥荒下孤寡老人生活的困顿直接导致了小馒头的非正常死亡。

《活着》写出了中国老百姓的生命韧性,任何苦难,任何死亡,都不能压垮他们求生的意志。福贵在痛丧亲人哀伤过后,依然坚挺地活着。小说的结尾,他,一个孤独的老人和一头行将就木的老牛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仿佛寓意着苦尽甘来之后生存的喜悦。

二、苦难叙事下的人文关怀

《活着》这部作品一改以往余华小说中的零度叙事,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绝对客观,作者的态度深深地藏于叙述者之后,让我们无法猜透作者的想法。当然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西方的小说开始追求客观,追求作者的消失,卡夫卡、海明威等作家为中国作家树立了一根标杆。

余华等作家新时期以后开始走上文坛。他和马原、格非等先锋派作家通过学习西方现代派作家在现实主义一统江湖的时代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当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市井乡土文学还在寻求一些理性、民族、国家、家园的时候,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如何讲,而不是讲什么。他们那种标新立异的文学风格,现实荒诞充满暴力的主题,都迥异于同代作家的创作。他们给读者和评论家们更多的是惊喜,同时也为那些八十年代大量传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批评理论的狂欢,提供了舞台。

严格意义来讲,余华等先锋派的创作在当时主要是一种实验的意义,这也是他们向西方大师当学徒阶段的产物。时至今日看来很多作品主题的生硬,过于模仿孤独、异化、荒谬等西方现代文学母题,以及技巧上的过度使用,有时候仅仅是为了技巧而技巧。这些作品,过多打上了西方舶来品的痕迹,和中国的民族审美心理相距甚远,因而也导致了他们从来都是受众面比较窄,很难融入普通读者的视野,也很难同他们产生共鸣。

所以等到九十年代这些先锋派作家纷纷选择了改变。马原基本上不再写作了,而是到大学教书,试图让更多的人来理解现代派作品(当然也包括先锋派的作品),余华则开始了走向世俗,开始和现实缓和。《活着》写的是小人物的悲欢苦乐,在苦难的叙述中,余华逐渐用同情的目光看待笔下的人物,这是一个让读者可喜的发现。余华以后的《许三观卖血记》继续对小人物施以同情的眼泪,在叙事模式上一如既往地在苦难叙事中保留着温暖人心的东西。文学必须俯身于普通人,关注小人物的冷暖人生才会赢得人们的尊重。一个作家应该有终极关怀,这是一个作家的使命。

《活着》体现出作家身上的人文关怀,终有赢得了读者的认可。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的苦难不会全部加于单独某一个人身上,但福贵作为一个苦难农民的典型,他身上浓缩了中国几代农民的苦难,小说写出了他们的血与泪,写出了他们散失亲人后的心境。一个作家有勇气正视现实的苦难,然后用笔把它们表现出来,并对主人公寄予同情与关怀,这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大凡西方伟大作家总关注人,尤其是普通人的人生问题,余华在经过写作的摸索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题材和写作对象。

三、启蒙视角下的保守局限

然而我们不能完全把这部作品神话化,虽然这部作品比起九十年代许多作品要优秀得多,也值得在文学史上书写一笔,甚至有人把《活着》奉为人生的行为准则,笔者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鲁迅,鲁迅启蒙视角下对国人的关注,永远引发我们对国民性,以及道路问题的关注。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曾经把五四新文学概括为启蒙性质的文学,只是由于三四十年代时局的动荡,民族危机的加剧,文学慢慢偏向救亡,“救亡压倒启蒙”。启蒙民众从愚昧中觉醒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等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在国内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启蒙运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译介西方现代思想,成了学术界最热衷的事情。当然其中不无囫囵吞枣的成分,但是这反映了解冻之后人们迫切寻求与世界接轨,在精神上走向现代的一种尝试。在此思潮影响下的当代文学,也纷纷寻找自己的方向。总体上八十年代人们关注的还是人的精神,都仍在继续关注“病态社会下不幸的人们。”      

到了九十年代,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思想进入了沉寂期。许多学者不再关注启蒙这个敏感的话题,纷纷把目光转向历史,或者关注自我,写一些学者散文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文化保守主义横行,真正关注民生的学者少了。作为文学在文化的反映,余华这部90年创作的作品就有了某种代表意义。在摆脱了西方大师的拐杖之后,余华也开始放慢了自己艺术探索的脚步。我们在余华的自述中不难发现,他对恶采取了理解之后的超然态度,从某种意义上他认为恶是理所当然的,这与他在80年代对恶、暴力等一如既往地揭露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出来一种苦难历尽之后活着真好的感慨,“人不是为某种价值而活着,而只是为活着而活着”。确实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不图能为国家做多大贡献,只图个平平安安。这种人生观还是自然经济下的产物。然而在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之交,持有此人生观的人在现实中总充满了太多的不适应与惶恐。

作家作为一个社会的精英,余华也体现出了自己对这些小人物的关注与同情,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对这种人生观实际上是持一种赞赏的态度,一种经历劫难之后的唏嘘。人进入现代社会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从启蒙的角度来讲,社会精英应该把民众从传统的小农意识中唤醒,应该呼唤他们参与这个现代化进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个进程,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多数民众参与的现代化进程,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福祉。余华曾经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很大,《罪与罚》中女主人公以宗教教义中的忍耐来抗拒苦难,最终走向幸福的人物原型,我们依稀可以在余华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主人公福贵、许三观身上看到。但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小人物可以“受活”,社会精英没有受活的权利,他们应该成为社会的脊梁,应该继承鲁迅先生开创的文学传统,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在《活着》中,我们发现余华更多的时候是“哀其不幸”,而没有“怒其不争”。一味咀嚼别人的苦难而没有对造成苦难的根源给予足够的批判,那么他和那些争着跑来听祥林嫂诉说自己的苦难之后,故意在眼角留下两行满意的泪水的柳妈等人又有什么区别?余华在95年写完自己的同类题材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之后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大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很大原因就在于他对苦难的这种超然态度。等到06年时他的重磅作品《兄弟》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他在创作中除了继续书写小人物的苦难之外,又重新采用八十年代那种对恶的揭露与批判,小说在技巧上更加圆熟,思想上的分量更加然让人沉重。

(原载于《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1月第2版。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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